NADA的领导人知道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当我担任副董事长时，我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出现在2012年7月。

那是当时的NADA主席Phil Brady告诉2012 NADA主席Bill Underriner和我他要辞职的时候。11年来，布雷迪带领NADA经历了动荡和前所未有的时代，通过应对众多政府和行业挑战来提高经销商利益。

我们立即成立了一个搜寻委员会，以寻找新总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面试了许多候选人，我们选择了彼得·韦尔奇。自2003年以来，韦尔奇一直担任加利福尼亚新车经销商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在此之前，他从1990年开始管理其政府和法律事务办公室。

韦尔奇于2013年1月获得NADA董事会的一致批准，并于2013年2月1日上任。那是我接任董事长的时候。事实证明，韦尔奇（Welch）的选择对于NADA以及该国所有的新车和卡车经销商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最初的几周中，我和韦尔奇处于学习模式，对NADA的所有部门进行了审查。但是我们很快面临一个重大挑战。

2013年3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布了指南，要求汽车金融来源改变其补偿经销商安排融资的方式，这是我们向客户提供的一项可选服务。发出该指南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局已检查了此更改可能对消费者信贷成本或信贷可用性的影响。

国会在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时成立了该局。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的支持下，汽车经销商获得了该局管辖权的豁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质疑该局2013年指导方针的依据，以及它为终止消费者就更好的汽车贷款利率进行谈判的能力所做的努力。

由于全国各地的交易员与他们的国会议员进行了广泛的基层联系，越来越多的参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继续质疑该局的方法和缺乏透明度。

我已经与跟随我的NADA主席讨论了CFPB问题。也许在马克·斯卡佩利（Mark Scarpelli）在2017年担任董事长期间，我们最终将获得积极的解决方案。

我担任主席期间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经销商特许经营模式的挑战。在2013年10月于底特律的汽车新闻协会的演讲中，我强调了强大的经销商特许经营网络所带来的众多消费者利益，包括发起价格竞争，提供便利并为消费者省钱。

自2002年以来，我一直是NADA董事会成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NADA拥有大量员工为其成员努力工作。重大的倡导工作是在制定法规之前与众多联邦机构合作以解释我们的立场，并在法律通过之前与国会议员进行交谈。

另外，协会的作用是教育其成员。NADA学院和NADA 20组提供的课程是首屈一指的。

担任NADA主席是我职业上获得的最高荣誉。代表近16500名NADA成员和超过100万经销商的员工无疑是我在这个伟大行业工作35年的一大亮点。